| lh 的个人资料lhzkwh照片日志列表 |  工具  帮助 |
|
lhzkwh3月30日 翻检失落的哲学碎片(一) 翻检失落的哲学碎片
题目有两个意思，一是往日时读过几本哲学书，如今要看看还记住了哪些；二是从未进入哲学之海，只是在沙滩上倘徉，所见无非浪花冲
来的碎片。
我的小学还半天课，不到校，就常去一块自己的天地去宠辱皆忘，独来独往地疯跑傻淘，一半虚幻一半真实地打发掉那一个个无人过问
的半天。
离家没多远，就是“日本公园”（那一片儿曾是日租界），当时已经改名少年公园，成为孩子的天地，跟日本鬼子再没关系，但一般人还 是用老名儿称呼它；直到后来改成电影院，才没多少人知道这个带着殖民地色彩的旧名了。
记得改成影院后我非常惊诧，一直以为那公园很大很大──觉得有许多角角落对我来说还是不曾涉足的神秘境地，而一栋只容千人左右的 建筑，竟然占去了我往日的整整一个天地！
世界随着我的成长而变小了。 中国哲学有“天人合一”之说，那“天”似乎就是宇宙（自然包括了我们生存的世界），与人乃为一体，天不变而道亦不变。
届５０而知天命之年，从不劳神研究中国哲学的我忽发奇想，认为“天人合一”大谬，该是“人地合一”才对。试想：宇宙之大无边无际 ，宇宙之限没着没落，无限和有限只在文字中有相对意义，毫无实用价值，人和它怎好联系？
“道”不可以远人，远人则不可以为道。 作为客观总体世界的宇宙和我们存在于斯的“世界”不能等同，那合“东南西北、古往今来”宇宙，大小不能测量，年龄难以估算，无边 无沿，无来无往。
而我们生存的世界（姑以“地球”的“地”名之），历史可以推算，前景亦可以估量（如太阳的寿命，据眼下的科学估计可达１００亿年 ），就这么大的个儿──即使包括了太阳系、银河系乃至随着人类观察能力增强而始终扩大的总星系也是一样“有限”──再大也能用数字把
它表示出来，宇宙则不能，就算那“宇宙蛋”的假说有朝一日能得到证明，又会有新麻烦：“蛋”之外，是什么？
更“有限”的人居地球之上，只能与地球合一。在此基础上方能认识世界和人自身，不再为那虚无飘渺的“天道”伤脑筋，从而找到实实 在在的“地道”。
承认“人地合一”，便有了立足之处，也有了明确的“尺度”，有了尺度，便懂得了相对，便明了了变化，便知了生灭…… 何必去徒劳无益地苦究那空间无涯、时间无限的宇宙与人生苦短的万物之灵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的“道”，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就算存在也是不可知……虽是一个“变”字似可概括，那也仅止涉及到存在的形式。 人地合一，哲学上物质、意识哪个第一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你长起来才觉得世界小了，世界小了没有？ 有了知识才知道世界并不是你眼见的那一方，世界大了没有？ 这大大小小、亦大亦小，可大可小，形象地说明了“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关系，说明我对之始终稀里糊涂的相对论大概也不难， 反正，它几乎可以回答我的所有“哲学思考”。我的理论是毫不含糊的“明白学”（文革某要员给哲学下的定义）。
没有绝对，只有相对。 命蹇运乖，是世界折腾你，其苦也绵绵；老子不信邪，于是你就折腾世界，其乐也悠悠。 你瞧着我不怎么样，我牛着呢！ “人地合一”，便能折腾──尺度随时可变，“天人合一”便有个不变的“道”，就光剩下那渺渺茫茫、恍恍惚惚的“道”来折腾你了。 天之下，万物本为一体的“人地合一”论，是届知天命之际囊古今中外百家之零七八碎儿而形成的一家之言，但它发端却始于花园变影院 。
且看谁折腾谁吧。 近来读《聊斋》时也曾吓过一跳：“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明白原来是不明白。
知道世界上有哲学这门学问，始自60年代开始前后，当时批判已不在不再是文人的专利了，报刊广播开始对着广大工农兵在哲学、社会科
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首当其冲的是人道主义、人性论以及学术自由、“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等等观点。
听着街上大喇叭里男播音员底气十足、铿锵有力地念《评‘苏共中央（名为致它自己党员实则骂中共的）公开信’》、《再评……》一直 到《八评》、《九评》和女播音员用半死不活的声调念苏方的文章，实在也是一乐。有时听得不过瘾就到报栏再看一遍。
那时学生也下乡劳动（为期一两周），一次到郊区的XX农场劳动，场长给做了个报告，讲的是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老头儿旁征博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口浓烟，一口清茶，说得是天花乱。“……那么，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要传阶
级斗争之道……授生产斗争之业……解科学实验之惑……”
连我们学问大得脖子上都鼓出个大包的语文老师（日伪时期曾任市长秘书）都不能把韩老夫子的《师说》古为今用地讲这么清楚，反而弄 了点儿云山雾罩的“道可道非常道……”把我们本来就晕晕乎乎的脑袋搅成一坛子糨糊才饶了我们……
报告的水平实在是很高，自打在文革前听过位反右中被同行称为反动“大帕司”（即今之大巴士）的女作家袁静的一次关于怎样作共产主义 接班人的激动人心报告后，还从未被别人的讲话吸引过，这次竟然又听得入了迷。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毫不起眼的老头儿原是位中央部长，
犯了不知是左还是右倾错误，才被发配到农场当场长。行政级别足足有８级之高，比当时的市委书记似乎还大上一级。这样的人物拨冗给我们
做个报告，那还不是小菜儿一碟。
１９６５年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日益增加，文化革命已经一步步渗入社会生活，悄然铺开。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人被拉出来示众，一种又一种的 新论不断涌现。虽说这类批判连篇累牍、比比皆是，但每出一个新人还是让人十分感兴趣。起码能多知道点儿事儿。
如今依稀记得当时陆续批判的东西有：杨献真的哲学观点“合二而一”；冯定的书《论共产主义人生观》──挂羊头卖狗肉；接着是李秀成 ──被俘后发表悔过书，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杀了头也理当遗臭万年；文艺创作中主张“写中间人物”──非此即彼，明摆着是反对写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用心何其毒也……
那“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区别我始终弄不清，也下功夫琢磨过，但从未跟人切磋，怕惹出事来。好在在实际运用中它倒不难理解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可以互相转化；好事就是坏事，坏事就是好事；政治、战争中我中有敌，敌中有我；平时高人玩了你，事后只要你能明
白过味儿来，你就比他高──是不是也叫对立面相互转化？……
后来倒跟人争过“一碗豆腐”和“豆腐一碗”的差异，因为一直弄不清有没有差别，就到早点铺实地考察了一下。 我吆喝一声：“一碗豆腐！”盛豆腐脑的便跟收钱的嚷了一声：“豆腐一碗！”我递上３分钱。 下一回我说了声：“豆腐一碗！”盛豆腐脑的脱口而出：“一碗豆腐！”收钱的又收了我３分。 似乎悟出些道理，问题并不在于“一碗”和“豆腐”到底是在前在后才对，而是取决于谁先说后说，或是哪一个说。至于里面到底有什么 文章，恐怕还得哲学家加上逻辑学家、(汉)语言学家才能弄清楚，用不着我再瞎劳神。
反正主席说了要“一分为二”，你杨某人就不该说“合二而一”就是了。 上面说的就是接触哲学的简单经过。至于哲学到底是什么，似乎至今也没弄明白。你我他都说哲学，各人理解恐只能达到“虽不中不远矣“ ”的境地。
个人原因之一是在此期间并没有读多少闲书，因为从上高中起，想看点儿书就真真正正地难起来，起先一本本禁，后来一批批禁。 文革中，除了６８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对我产生冲击外，其他事与我关系都不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逍遥派，和几个朋友混在一
起“研究学问”打发时光。一个个手不舍书，昼则解政策，夜则寻经传，登高必赋，临水造诗。所谓“诗向会人吟”，几个怪物终于找到了大
放厥词的机会。
当时书少且杂，能弄到什么看什么。直到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G之后，才能多少有目的地搞来一些书，有了点系统性。看得最多的是哲学 书，什么黑格尔的《小逻辑》、康德的《纯理性批判》，G认为往外捣腾这类书，就是被发现了问题也不会太大。
虽说什么也看不懂，好歹记住了几个词语，便个个如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虽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但彼此卖弄卖弄，争个唾沫 星子乱飞，也挺过瘾。
H是我们之中的核心人物，常劝我们多学少议。Ｇ因为工作条件之便，自可看到大量乌七八糟的东西，足以开始著述，写上一本模仿尼采的 “伊滕博文如是说”，比较明治维新后的中日两国历史，穷追中国人的劣根性。我们大概浏览了一番，便赶紧劝他藏起来，不要再提此事。
著作的头一章的题目我记得很牢，叫“伊藤博文哈哈大笑”。那里大略言道：日本国民，有吃不上饭的，却没有孩子上不了学的……强迫 教育的直接结果便是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日占东北时期，许多中国人亲眼得见，地上已经结了冰碴，那日本小鬼子还穿着小裤衩“穷兵黩武
”，手里托着俩米饭团子一溜小跑上学去，而中国孩子早已穿上空心破棉袄，抱臂缩肩哆嗦个不停……其他便记不住了。
G、H比我年长，另一个是个比我小的孤儿，下得一手好围棋，因为无牵无挂，见解也常出人意料，所以就连我也尽量不多和他接谈，怕他 惹出漏子来跟着吃挂落。跟他相识的好处是我这不会下围棋的也能说出俩“做眼打劫三两段儿”的术语。
H热衷于学英文，他好学是认为知识早晚有用，未雨绸缪，并以此相劝。 当时有过这样一段辩论，我：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知识是有用； “具体到个人来讲，那就是有人有用，有人无用，有时有用，有时无用，甚至有害……比如眼下，知识越多越反动。 “但总趋势还是利多弊少，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不错，可那需要时间； “十年寒窗无人知，一举成名天下扬；俱往矣； “如今非常时期，道理虽无可置疑，一万年太久…… “如此一来，有用只能是对别人而言，与我无涉。” 论毕。 他： “若以三五年而论，我也就不劝你了，的确是学无以用；若以十年而论，我还不坚持；但十年以后呢？别看现在虽是提提“促生产”，搞的 却只是“抓革命”，即使如此，生产也早晚要抓，那时知识能说没用吗？”
我： “同意知识有用这一立论。但是，除我世上就没人了吗？甭说一万年，就是二十年内没我货与帝王家的机会，二十年后要它何用？当范进？ 他还有个杀猪老丈人能几个嘴巴把他的失心疯扇明白了，我有那个福气？”
“那又何必学！” “当然要学，为了能看小说得学（手头有几本看不懂的外文小说）呀。况且，万一你对我错了呢，有备无患吗。” 求同存异，他没有和我断交。 这一次辩论倒使我明白了好几个问题。 其一，所持尺度不同，对世界的看法就不同，对个人的心理影响也就不同。就拿谈恋爱来讲，目光短浅，就得“非君不嫁非卿不娶”…… 咱姑且不论外界如何，当事人还有个改主意呢，您怎么办？抹脖子上吊？反目成仇毁他（她）名声毁他（她）容，要不干脆搞个生不同衾死同
穴？损人不利己。若是尺度放开，顿时海阔天空，天涯何处无芳草？更有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呢。
万一碰上不痛快的事儿，我劝您先去听听那广东音乐《步步高》，有嘛事回头再说。要是认为自己倒霉到了底儿，千万莫走绝路──再往 后就是否极泰来，上上大吉，困龙摆尾，只要折腾折腾，准是步步高。
其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尺度，切莫以己度人、以己比人。想活的别去劝想死的，想上进的就别去劝铁了心破罐破摔的。你若是知道他要 寻死觅活是荷尔蒙催的，又根本不晓得激素是什么玩意儿，怎么劝得了他？也有西方科学为证：欲自杀者往往是脑中物质发生了某种化学变化
。
留下的疑问是：自己成不了气候，为什么偏望他人成龙？
这一时期是我人地合一论中“尺度观”完全定型的时期。
从此，我看世界就有了一把可以伸缩的尺子，所以想乐观就乐观，想悲观就悲观，就想悲喜交加也不费力。需要补充一句，这把尺子是绝 对理性的，没有丝毫情感和道德色彩，在我眼中，是便是非，非也是是。全看咱高兴不高兴。
下乡后当过民办教师，教过一学期的政治课。教材是毛主席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我念一段讲一段，边想边侃，有的地方不甚 了了，就信口开河，好在也没人检查。
文革期间曾读过两本书，一是苏联文人编“篡”出来的《斯大林传》，一是那一开头匿名自吹自捧，后来却干脆收进《斯大林全集》的《 联共（布）党史》。斯大林号召人们都要学习斯大林同志──据说他经常用这个第三人称称呼自己。
当时不是把它们当历史教科书读，而直接当做观察政治动向的实用参考指南来看，因为那里总结出一条规律：哪个党的内部都有机会主义 ，总有反对派，不是左便是右，掌握政权以前如此，掌握政权以后也是如此。
斯大林说，不要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耗费的时间太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必需把所有投降主义者、 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他还举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为例，阐述了党群关系：安泰遇到困难往地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那安泰为
什么后来被杀死呢，是有人把他举到空中，跟大地母亲再也靠不上。
刘少奇被冠以内奸、工贼和叛徒之名，被举到了半空。林彪是自己飞到了高空。还有些谁个在往上窜呢？ 大鱼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 人地合一的理论已经不局限于解决个人命运、哲学思考，进入了社会、历史范畴 这套玩艺自家当时命名为“实用哲学”和“庸俗哲学”，今天看来则根本不是什么“学”，而是“术”。
3月9日 看电影（再续）电影早期，一部《火车进站》震惊了无数看到那个庞然大物“向自己冲来”的观众，令人震惊的主要是技术而非艺术。震撼则需要一点艺术，在电影史上，蒙太奇手法的应用首次引起了艺术意义上的震撼。技术和艺术都能使人感到震撼，但比较起来，技术更强大，艺术更脆弱。 因为感受这两者力量的，一个是直观，一个是心灵。直观的刺激是直接的，艺术的刺激则是间接的。所以人在第一次看电影时都会感到震撼，但看多了则不然。熟悉会麻木人的感受，技术这东西，见惯则不怪。艺术则不然，不管是第一次，还是多次感受，永远会使敏感的心灵受到震撼。 并非人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艺术震撼，这就是艺术的脆弱之处。技术可以独立于艺术而存在，傻大笨粗的“技术”照样能发挥其作用，而艺术则不然，它离不开技术，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或者把从属于艺术的技术说成技巧更合适）。 绚丽多姿的自然美景总会令人震撼，可这里毫无技巧可言。大自然有堪称鬼斧神工的“作品”，却只是造化之功，所以，真正能够欣赏天然艺术的，必须是有信仰之人。人类的艺术欣赏力实际也源于信仰——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人无信仰不成为人，人有信仰，也未必成人——有不少人会入魔。 入道入魔大概可以说是源于“修养”。修养是什么？是用心灵感受世界万物的能力。 人人都有感受的能力，而心灵感受能力的强弱大小则各如其面。 说一个人没修养是一种道德评价，真正公平而言，他只是心灵感应能力未被激活而已。激活这一感觉的“技术”就是艺术。 照理说，电影是综合艺术，应具备最强大的激活能力，可事实并非如此。真正有激活能力的应该是“元艺术”——音乐、舞蹈和绘画，越是简单的越有力。 有很多喜欢的影片，但真正使我感到震撼的则只有〈音乐之声〉（〈大河之舞〉的震撼是单一的音乐元素），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相对）“简单”。 对于愚不可及的我来说，只有那种当头棒喝式的刺激才有效。 几乎看了一辈子的电影，今天才跨进欣赏的门槛。喜耶悲耶？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看法各异，我是乐观主义者：活着真好！ 只有活着，才能体会到“朝闻道夕可死也”的喜悦。在这个意义上说，死是活的最高境界。明白了这一点，就能踏入永生之门。 这文字写的不是离题万里，而是不着边际了。不过宰相胸中能撑船，写文章能不着边是写的不好，而是心胸之大若此，亦可手舞足蹈一番喽。 至于评价如〈音乐之声〉之类的影片，以我的水平，恐怕只有“永生”之后了。 人脸皮可以厚，但绝不能厚到亏心。 3月6日 谈论 看电影（续）
引用 看电影（） 看电影（） 言归正传。当年上山下乡听一位老乡谈发达：若俺当了主席，天天吃炸油饼。 俺今天的“高清”不过相当于“炸油饼”。即使如此，也飘飘然了——小庙神受不起大烟火。 自小对对于音乐舞蹈戏剧三大表演艺术实在没修养，更谈不上兴趣，只有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颇为喜爱，看个热闹。到了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年代则连这点爱好也没了。 78年上大学以后，露天电影看了不少，其实影片本身的吸引力远没有那种气氛大，图的就是个热闹。 脑海里留下中青年时代看过几部好片子的印象，如印度片《流浪者》、英国片《汉姆雷特》、美国片《出水芙蓉》、苏联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国片么，只有《茶馆》和《杨三姐告状》印象深，可那实际上是一部话剧和一出评戏。 中外影片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就是“真戏假情”和“假戏真情”。中国影片的故事大多真实，可表现出来的情感却是那么虚伪；而外片的故事大多瞎编，唯独在情感上一点不出格。 基于此，喜欢看舶来品，但依旧是看热闹。 电视、电脑看片一直都是看热闹，音像效果那样低劣也只能看热闹。 偶尔看一部效果好的，至多也就是振奋一下，没有感觉到冲击。 这次看《音乐之声》则不然。那部片子看过多次，其插曲也耳熟能详，但都没有这一次的震撼。 别看这部片子既得过奥斯卡，我也喜欢，可故事老套、表演夸张是实实在在的。震撼源自影片本身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 故事老套其实不是毛病，古希腊有哲人（也许是戏剧家，记不清了）说过：戏剧无非36种剧情（与36计相映成趣），万变不离其宗。戏法人人会玩，高低可就天壤之别了。 表演夸张本来就是戏剧的表现手段，追求形体动作表情上的真实反倒走错了路。 近年来喜欢的国片有《甲方乙方》，荒诞不经的老套故事和夸张表演反映出人物绝对真实的情感。至于冯导近来拍的片子，恐怕是一蟹不如一蟹，也懒得去看了。他是位中国的好导演，但绝对没有走向世界的能力，目前的中国导演其实都没这个能力。毕竟电影是洋玩艺儿。洋玩艺中国人能玩得精的，大概除了鸦片再无二了。 所以看电影还得看外片。 绕来绕去始终未说到正题：您老先生怎么还不好好评论一下《音乐之声》呢？ 说实话：没那个水平。 批评是任何人都能干的事，而表扬却需要行家。 3月3日 看电影 大约三年前，偶然的一次商场散步把我这音盲引入了音乐殿堂。一套音响正在播送气势恢宏的《大河之舞》，当我面对它的时候，感到自己被音乐包围，紧接着，那声音似乎穿透了我的躯体，抚弄、挤压、冲击着早已被呆板的生活浸淫到麻木的心脏。一瞬间，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新奇被激活了......据售货员说，那套音响价格为40万。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小学、高中我都遇到过好老师，生活中也一样，总有些人会使你改变信念和......你的生活本身。那套冷冰冰的音响播出的天籁之音，如同一位严谨的老师给我来了个醍醐灌顶。
活了50多年，才知道音乐原来是这样__这就是没有（准确地说是没有被激活）音乐细胞人的悲喜剧。
悟出一个道理：老师的教诲惠而不费是因为老师的天职，学生受益则缘于是发现了他的价值。那套音响40万，而音乐是无价的。
得出一个结论：好东西都是贵的，但不是贵在价格，而是贵在价值。掏钱买的是价格，享用的则是价值——这个，大多用不着掏腰包，只需要心领神会——穷人自我解嘲如是说。
做出一个决定：根据自己实际水准搞套音响，结果发现P3+漫步者+foobar、winnap+ape、320kmp3对我来说足矣。钱包瘪不瘪是小事，耳音不行是大——正如茅台、五粮液河道口中还是要吐掉一样，没有那个修养——先慢慢修着吧。
我在音乐方面的道行如今就是知道好听不好听了，估计没多大发展前途。
去年电脑升级到p4，马马虎虎可以看高清碟片了。今天看到《音乐之声》，写了如下几句：天籁般的音乐、仙境似的景色、神话样的情节。
好多年没进电影院了，呵呵，今后有好片子，还是要进去看看。几十元的票价比几十万的音响便宜多了。（待续）
10月9日 谈论 重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1》
引用 重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1》 10月7日 重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1》 4个月过去了，四本书看完了，若有所思，写几句。
为何读？原因比较怪，有人花钱雇我读，否则也不会有此壮举。
怎么读？从头至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此次阅读颇有返璞归真的感觉，尤其是《红楼梦》一书。
少时初读，是作为"闲书"而读，情窦未开，风花雪月不谙。待看完薛大爷的大作，便弃之不顾了。
文革中读，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和“政治教科书”的主旋律下读的，作为百科，它不好查；作为教科书，我天生就讨厌课本。也是半途而废。
在图书馆供职后，借此之利，浏览了几个版本，又看了些评论和“红学”文章。初，有别开洞天之感觉，后来看多了，无非“索隐之学”。近人道德无亏的，多为稻粮谋；至于以此为晋身之阶乃至“打人棍子”的，不提也罢。
总之，即使在图书馆，也没把一部《红楼梦》完整读完。
还有一次四读，已忘了前因后果，事后常以四读红楼而未终而自豪。
这次五读，把这点自豪感弄得一干二净。
读罢掩卷，冒出一句“真他妈的是部好小说”的感慨！
中国有句混帐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思是对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大可嘻嘻哈哈各持其道。
其实混帐只混帐在把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上”，用滥了。倘若用在“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上，一点也不混帐。过犹不及，说得太客气，“过”其实就是混帐。
还是回到好小说这一话题，一好，好在文字，较之《西游》、《水浒》《三国》，《红楼》文字的艺术性胜出甚多，汉语小说到《红楼》，可算登上一个高峰（当然，文字初其右者不是没有，如《儿女英雄传》等）。
二好则在篇章结构，《西游》取经一根筋结构简单，《水浒》一条线快意恩仇杀杀杀，《三国》虽分三点却成一线，无非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直到《红楼》，一部小说则成了立体全景的“大观园”，可远观，可近玩，可探奇，可寻幽；思前虑后均有着落，神思物外亦存蛛丝马迹。吾曾迷于方圆不足亩之苏州园林，叹人力巧夺天工。今窥大观园，则明一理：人夺天工者必具天地之灵气。如我辈凡夫俗子有一管之得，也是三生有幸，天大的缘分了，不可奢求。
三好则在心理描写乃至剖析，中国小说从我看过的来说在这方面都有所欠缺，原因很简单：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已进入国人之潜意识，所以写不好人性。文革中“高大全”的创作方法并非从天而降——历来如此，程度上有差异而已。
三好结为一好，前80回乃"青春期心理学"也，有因子女学生“早恋”而伤脑筋的家长老师，不妨读读《红楼梦》，也算开卷有益。后四十回传为高鹗所续，诟病颇多。其实从小说角度来看，实与前80回浑然一体，前者盛，后者衰，既想知好，必待其了。
石头就是石头，除非功利所趋，不必点石成金。
《红楼梦》是好小说，至于是不是好书，则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去吧！
9月24日 转一贴
5月27日 怎样才能快乐？怎样才能快乐？ ———————————————— 本－沙哈尔在最近一次课堂上提出的口号就是，“学会失败”。他告诉讲坛下一贯优秀的学生们，失败无可避免，因此有必要学会如何面对失败。 5月23日 老外说的好像有道理母语修辞习惯拖后腿那么以汉语为母语的考生在雅思考试中主要存在哪些不足，而导致平均成绩低于全球平均分呢？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考试部的官员分析了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过度使用“Ｉ（我）”“Ｙｏｕ（你、你们）”，尤其是低水平考生；
第二，过度使用疑问句和祈使句；
第三，用中文写作中的劝告语气；
第四，以汉语为母语的考生倾向于直接与读者对话，及以集体语气说话——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写作圈子里，这种修辞惯例并不常见。 摘自一篇雅斯考试综述的文章。这个老外说的，好像有道理。 忧心忡忡怎得了 还有一个月，一个盛大的日子即将来临——高考。
之所以说盛大，一是考生多，二是参与者多，三是着实热闹——考场前110、120伺候，考场外家长老师“重重复重重”。高考还是各行各业表示爱心的大好机会。
列位考生，看看我们为你们准备了多好的条件！
然而他们高兴不起来，成绩差的担心考不上，成绩好的担心考不上好学校，成绩顶尖的也如此，担心考不上名牌，考不上自己心仪的名牌。不管你学习好坏，没有钢铁意志还真玩不转高考。家长和老师的期望就让学生不堪负担了，整个社会还跟着起哄，大有非把考生心理彻底摧垮的架势！
高考不是终点站，它只是无数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今后的机会多的是。如果能有这样的见识，心态应该平和多了。
高考虽然凭的是实力，但运气还是存在——别怨天尤人，这是正常现象。
冷静答题，避免马虎，这句“忠言”听起来颇有道理，其实扯淡。考试是一种强刺激，考生必然兴奋。兴奋的结果一种是超常发挥，一种是麻木，而且这两种情况是人人身上并存。所以，绝大多数兴奋的考生有得有失，运气就在得失的程度上。
在兴奋状态中，答题有如天助不是不可能，而把加号看成减号也不是马虎而是一种必然。
作卷子要兴奋，检查时则要让兴奋度减至最低。
任何考试都只是一个过程，把过程“做好”是考生的唯一任务，至于结果爱咋咋地吧，因为以后机会多多。屡战屡胜固吾之愿，屡败屡战亦为吾之志。
电视剧《西游记》唱得好：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猪八戒负担太重，或曰负担重的是猪八戒。
做孙猴子，了却烦恼，轻装上阵。
一句令人皆大欢喜的混账话许多人在争辩即将结束而无结果时，会堂皇地说上一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乎论辩双方作揖下场。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句子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
这句话用于“社会”并不混账，足可令大家都保住面子，但用于“科学”则绝对混账了。公说公有里婆说婆有理等于用双重标准来判断是非。中国的所谓社会科学经常夹缠不清，实在和这个见仁见智有莫大干系。怎么办？邓小平说“不争论”。
不争论并非真的不争论，而是没必要争论的不争论。比如市场经济符合不符合经济规律，当然要争论。不争论的是它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这本和经济规律风马牛不相及（和经济当然有关，但把经济本身和经济规律混杂在一起搅出个姓社姓资——这就是夹缠不清了）。
对经济学不甚了了，举上面的例子要说明的是教育问题。《哈佛女孩》和《真相》两书相左。孰是孰非？那可真不好说，只好见仁见智了。但是，教育方法之中更多的不是是非，而是优劣。热说到本质上只是个“宜不宜”的问题。
在教育经验介绍中，名师经常举出一个个具体事例，然后说出一个个具体方法，于是问题就解决了。即使事实果真如此，那个“经验”也不可套用。
近年来越来越觉得,教育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
科学现象是可再现的：1+1=2，放之四海而皆准。艺术则不可再现，比如唱歌，两个人同唱一首歌不一样，一个人唱两次也绝对不会一样。至于翻版的录音带一样——那是技制品而非艺术品了。
教育活动实质就是没有再现性，比如有的孩子你表扬他可使他努力学习，而另一个则需要批评才能达到同样效果。这叫因材施教——上升到理论就是科学，可实际操作则完全是艺术。
要不要因材施教争论毫无意义，要争的是如何因材施教。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教育，同时还需认识到教育并非万能，而具体的教育者更非上帝。
一个家庭教育出的孩子良莠不齐，一所学校或班级的学生三六九等。
“教育出”一个好孩子、好学生纯属天方夜谭，事实是要“成就”好孩子、好学生。
所以不要奢求教育科学化会带来什么好处，教育艺术化才是正宗。
艺术需要天赋，一个好家长可能文化不高，却天然是个好的教育家——其实不如说引导者。
这也是从未读过哈佛女孩之类育儿理论的农民家庭走出许多高才的奥妙所在。
教育是学校的事，作为家长只需给孩子一个健康向上的家庭气氛。
至于成功与否——那是孩子或学生自己的事！从他们会思索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了，系统的内在内在结构和动力及其所处环境条件决定其将来。教育者的因材施教，也仅只是一个条件而已。
5月8日 与《哈佛女孩》唱对台戏的书一位名叫萧愚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光线传媒总编辑，CCTV《实话实说》策划广泛涉猎普通教育、英语教育等领域著《GRE词汇突破》、《GRE巅峰词汇》、《读大学要有大智慧》立志清除科举思维、智商迷信、名校崇拜三大应试教育思维痼疾，并积极推进慧商教育）的作者撰写出版了一本书《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对哈佛女孩刘亦婷进入哈佛大学的“真相”进行了考量。 刘已经从哈佛毕业了，笔者今天才看看这部当时风靡一时的书籍。 为什么？因为自己也是搞教育的，所以对以教育个案展开的“教育经验和理论”早就不以为然。教育是系统工程，不是推一推就动一动的力学模型。以教育个案说事，笔者也干过（相当多的教育专家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时间长了，发现个案就是个案，具有普遍意义的为数很少。只有通过相当数量的个案才能总结出“规律”，而不能通过鼓励个案总结出“经验”甚至“规律”。而且把教育说成系统工程也很勉强，教育实际上是个混沌体系。 刘父母的书出来了，印了许多，销了许多。从这一点说非常成功，无可非议。即使说的不对，没人强迫你去买去读。 萧愚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也有权对"教育类书文"说三道四。 如果都是教育的热心人，就事论事争辩一场只有好处而没坏处，如果节外生枝就不大对头了。 http://edu.sina.com.cn/focus/ha/index.html有萧愚的原书，若是删掉头一章《刘亦婷进入哈佛的真相》，此书还是值得一看的。比如：
培养纪实，名不符实
婴幼儿教育涉及人的智能、心理诸多领域，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一些未解之迷。科学家对我们大脑的了解争相对黑洞的了解一样肤浅和粗糙。由于幼儿教育涉及“人脑机能”这个科学上的盲区，目前尚没有权威的系统理论可以指导家长实施幼儿教育。如果有的话，这个人肯定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一个领域充满了未解之迷，没有被科学完全占领的时候，也就是伪科学层出不穷，江湖医生当道的时候。尤其在我国，婴幼儿教育刚刚起步，各式各样的早期教育理论鱼龙混杂，对于缺乏专门知识的家长来说往往莫衷一是，难辨真伪。 当年，英国政府曾给幼儿园儿童制定了一份学习目标，希望5岁的幼儿能学会数两位数的数字，以及会书写自己的姓名和拼写简单的单词。待他们长到6岁时，教育部将会检查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取得了哪些进步，都掌握了多少知识。这一学前教育大纲一问世，即遭到学前教育联盟的恶评，并警告说，政府计划促进幼儿的早期教育，可能逼使教师和家长在这种“争上进”的压力下，逼迫儿童超前发展，其后果将会给儿童带来诸如作噩梦、尿床等由于压力而引起的后遗症。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说，玩是他们最基本的活动，孩子有当孩子的权力，他们可以从玩耍过程中学会与其他人交往之道，体验成人世界及认识周围事物，同时开发他们的智力，发展他们的想像力、思维力和创造力。总之，令孩子娱乐放松的游戏，是儿童时代最要紧的首要之事。如今政府为幼儿规定学习目标强迫灌输“学问”，使得孩子的游戏活动退居次要位置，这将不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甚至身心成长。 所以，关于儿童是不是应该进行早期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早期教育的问题，家长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过必须承认，在权威缺席的时候，一些个案化的“育儿经验”是有一定价值的。人们起码可以通过这些“育儿经验”获得一些启示，少走一些弯路。 所以，如果刘亦婷的家长扎扎实实以“纪实”风格谈谈自己的“育儿经验”，他们的书可能会更有价值一些。可惜的是，当他们以培养出“哈佛女孩”作为资本，武断的认为自己的“育儿经验”就是真理，开始以真理为名向家长们兜售的时候，性质就完全变了。 教育无小事。活生生的人并非实验品，实验错了可以重来，人生无法重来。所以这种以非科学态度写作的书，给读者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刘亦婷的早期教育只有经验没有教训，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很让人反感。其实，“育儿经验”最大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向大家证明我的做法有多正确，而是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教训。 因为你的做法正确与否实在是难以从学理上证明的命题。你不能因为孩子成为杰出人物就证明你的早期教育是正确的。比如贝多芬的老爸经常毒打贝多芬，毛泽东的老爸也是对毛泽东非打即骂，你能因为他们是伟人而认可他们的家庭教育吗？ 但是，一些家教中的教训是可以建立一定因果关系的。比如由于你的责骂孩子离家出走，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责骂导致了孩子的出走。如果你用纪实的风格老老实实地记录，大家还能看到细节，看到你的孩子是什么类型的孩子，你们的矛盾是什么，你当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现在许多家长在写这类素质教育纪实的时候，报喜的太多，报忧的几乎没有。都是声称自己有多成功，而很少提到自己育儿方面的教训。这样的素质教育纪实，实在是名不符实 5月3日 《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1）
《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2)博弈理论又重来 因为以上的原因，当年我就把卸责的问题写在《合约选择》的一个注脚内，认为只是一个概念，在验证理论或解释行为那方面是空中楼阁。想不到，这注脚竟然成为今天经济学行内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论（Game Theory）的导火线。 当年在芝大，有另一个卸责的问题我想了多晚也找不到答案——今天仍然是没有答案的。我想出如下的一个例子：两位仁兄要从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香港昔日西湾河山上石矿的例子了），每个人分开来搬，一次可搬50磅，二人加起来是100磅。若二人合作挑担碎石下山，一次可挑120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将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责），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责），那么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是少于120磅。但不会低于100磅，因为低于100磅，他们分开来搬石的收入会增加。我问：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110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竞争下，这重量是从何而定的？ 68年的秋天，阿尔奇安到芝大造访一年，在午餐上我向他提及我想不到答案的搬石问题。他和H．Demsetz正在想公司理论，对卸责问题也大有兴趣。后来他们发表的以卸责为基础的公司理论，是《美国经济学报》（AER）历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 还有另一件有关的趣事，值得一提。在芝大时我遇到一位从多伦多大学到芝大造访几个月的学者J．McManus，成了好朋友。69年我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后，70年他到我家小住。我见了也在写公司理论，就向他提出如下的例子：抗战期间，我和母亲在广西逃难，坐船江上行，见到船是由岸上的多个劳工用绳拉着行的。每个拉船的人都意图卸责，大作用力状，其实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判断谁有卸责之意，挥鞭而下。我说：这个挥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劳工聘请的，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后来McManus把这例子谱入他的文章，说是我的。跟着W．Meckling与M．Jensen再用这例子时，说是McManus的。十多年前，一位澳洲佬再用这例子，其文章题目却又用上我的名字。 归根究底，博弈理论今天大行其道，是得到香港昔日西湾河山上的搬石佬与广西的拉船佬的启发的。博弈理论漠视了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的调查，误入歧途，行不通也。 弗里德曼如神似鬼 1966年圣诞的前几天——到了芝大三个多月——芒德尔的家有酒会之盛。在芝大除了埋头苦干，无所事事，酒会我差不多是逢请必到的。当晚会后弗里德曼夫妇与我步行回家。他们住的地方在我住的国际宿舍隔邻，步行大约十五分钟。 那是我第一次与弗里德曼交手过招，没有败下阵来，很有点兴奋。回到国际宿舍，心想，弗里德曼真的名不虚传，但一个人怎可以想得那么快？就是天才绝顶也不可能快得那样厉害！当时弗氏如日方中，但我想，他必然有一套特别的思想法门，所以快得像神龙见首不见尾。 想了一夜，我意识到他的法门只有两招。其一是价格理论的重点，他简化后拿得很准。其二是有了理论为依归，他想时只向浅中求，用的全部是普通常识（Common sense）。若干年后，跟弗老成为知交，觉得当年自己的推断没有错。 少林寺给我续约 过了两天（1967年的圣诞前夕），舒尔兹（T.W Schultz 1902—1998）找我，说芝大经济系决定给我三年合约，作为助理教授。他说通常是明年二三月才作此决定的，但因为听到有几家大学考虑聘请我，所以预先通知。我当然很高兴。他补充说：“是弗里德曼推荐的。听说两天前的晚上你与他谈经济。” 当年学术工作市道好，不愁没有大学招手。但能在“少林寺”多留一段日子，总有好处。我的困难是在香港出生，从小爱海。后来我只在芝加哥多留一年，就转到拥有世界上最优美的海的西雅图去。 知道可以留在芝大，学习的计划就改为较为长线的安排了。那时科斯和我很谈得来，既然时间有的是，我就去学他的思考方法。像赫舒拉发一样，科斯第一次见我就认为是可以的。在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中，科斯的思想与我最相近。他不用数学，不谈逻辑，任何问题都先用预感找答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若要用理论解释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 信奉这后者的经济学者甚少。问题是要知道真实的世界，学者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发表文章不多。代价大，回报率也高：科斯和我的文章，没有一篇是空空如也的。走这路的人的不幸，是到退休之际世事知得最多，以至数之不尽的文章没有机会写出来。 我在《合约的选择》一文内，指出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公司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虽然没有提到合约，但内容也是合约的选择。只这一点，科斯认为我是他遇到的钟子期。也是这一点，科斯1937年的鸿文死而复生，变得在行内没有谁不知道。 合约结构的启发 除了合约的选择，佃农理论的研究还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促成了我后来发表的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其一是在佃农分成的合约内完全没有价格，有的是一个百分比。因此，佃农合约必须有其他条款，使合约成为有结构性的文件。但想深一层，所有租用或雇用合约都是结构性的，是否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是另一回事，而又因为合约中若有价格的存在，经济学者就什么也不顾了——此乃大错。 当时，界外效益（Externalities）是行内的一个大题目，可能是最热门的。我前思后想，认为界外效益的多种理论的产生，是因为好于该道的人忽略了合约是结构性的，而那所谓“界外”，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想到合约的结构可以包罗万有。我于是选公海渔业那个真实世界下笔，因为多种“界外效益’都以渔业为例。又因为海鱼是“公共”产，我就把“界外效益”带到非私产的理论上去。 1969年的春天，我还在芝大，写好了《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a Non－Exclusive Resource）。科斯读后很高兴，要立刻在他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我坚持要修改一下，所以发表是1970年了。 30年前我说“界外效益”胡说八道，是谬论。30年后，此谬论只死了八成。错得那样浅，但驱之历久还不尽去，成见为祸，何其深也。 私有产权的定义 佃农研究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题外话，是由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被约束在37．5％而引起的。这项政府管制使佃农的土地增加生产，因为农户的收入高于另谋高就所得，所以在竞争下劳力会增加，直到农户收入等于劳力另谋高就的代价而止。按理直推下去，假若地主的分成百分比被约束为零，那么农户劳力增加的均衡点，会是农户的100％分成的总收入，等于农户劳力的总代价。这样，土地的租值就全部消散了。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虽然在论文及书内我只以闲话方式处理。地主分成被约束为零，农户在竞争下使土地的租值变为零的效果，与一块非私产的“公共”土地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完全一样。我对租值消散的理论传统知之甚详（它起自 von Thunen，然后经过A．C．Pigou、F．H．Knight及H．S．Gordon等人的发展），用不着参考什么。 当时我想，地主的分成收入是零，其土地的使用效果与“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一样，不足为奇。我又想，若地主的分成收入不是零但近于零，那当然与公共财产没有多大分别了。如此类推，地主分成37．5％，低于自由市场的分成率，在某程度上土地的使用总有点“公共财产”的效果。 问题的所在很快就浮现了。土地是地主私有，但土地的收入权利却被压制。假若市场的地主分成应该是 60％，但被政府约束为40％，那么那20％的差距是谁的权利呢？说那是农户的，但农户可不是地主，也不是土地的持股人，地主有权取回土地，自作耕耘。这样，那20％的收入权利就变得模糊不清。我于是想，要是政府把土地股份化，把1／3的股权交给农户，那么农户就不会在竞争下增加劳力来生产了。农户的产品会是 40％归劳力，20％是农户1/3的股权应得的租金，而地主的40％的分成，则是他的2／3的股权所得。 由于如上的推论，我在1969年定下后来被行内接受了的私有产权的定义。那就是私产包括三种权利：使用权（或决定使用权）、自由转让权、不受干预的收入享受权。有了这三种权利，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后来到了80年代，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上，我极力赞成只要以上三权界定为私有，所有权保留为国有没有问题。这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4月18日 学好语言要读哪些书？ 学习语言的目的很多。一般人作为交际工具，足以达意，也就说得过去了。学生考试，马虎不得。作家弄文，贵在承先以启后，创新不等于标新立异，文豪们也是学来的。
语言是成功的利器，但它之所以成为利器，本质在修养。
语言修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终生的文化浸润所致。
旧时文人的修养是“一笔好写，两口二黄”。好写，一要字漂亮，二要文隽美。信息时代，写一笔好字不容易了，也没那个必要（书法爱好者例外），但文章要写好。
所谓两口二黄，是要会唱几段戏文。大多数人把它视之为风流倜傥，实在大错特错。因为戏曲是文化的作重要载体。文章写得好，典故少不了。典故乃是文化精华之一，掌握任何语言，必须了解常用典故。识字可读书知典，文盲则听戏长学问。
京剧是国粹，一粹在文，二粹在典，至于唱念做打，那是戏迷们的事了。
总之听戏长学问。没时间听，懒得听可以，但为提高修养，剧本是要读几部的。中国人若要有文化素养，看看四大名著、看几本戏考（剧本）、念一本唐诗300首，也就够了。有余力，浏览浏览诗词歌赋，若附庸风雅琴棋书画是少不了的。不过这都是闲人干的事。
学外语也是一样，为了考试，苦工得下。但另一项工作也必须作，有几本书是非读不可的：一是圣经，二是莎士比亚，三是希腊罗马神话。英语文化典故多出于此，没这三项基本功，英语学不好。时间少，投机取巧的法子是读三部巨著改编的故事集。其次荷马史诗、伊索寓言也是该浏览的东西。英美经典文学作品很多，可以根据改编成影片的按图索骥。其实坊间所售英美文学经典集子，选得都不赖，就是太多，得自己挑着读。至于诗歌，美国的草叶集、英国的雪莱、济慈和拜伦都应该看看。 4月10日 社会学的“定律和原理”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样的明确定理是自然科学独具的，到了社会科学，只有：“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样的“不定理”，因为“人心齐泰山移”也成立。下面转的则与这些俗谚有所不同，但也仅限于深刻的程度不同。
一、马太效应 说白了：多个朋友多条路。 二、手表定理
冠冕堂皇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是最滑头的“智慧”——不劳神追求真理，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2、个性和气质。一个人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如一个好交往的人成了档案员，或一个害羞者不得不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从事自己有兴趣的职业，幸运又幸福。 四、彼得原理 五、零和游戏原理
六、华盛顿合作规律。 七、酒与污水定律 八、水桶定律 九、蘑菇管理 十、奥卡姆剃刀定律 十一、二八法则 十二、钱的问题 4月9日 四两拨千斤——轻易改变命运的信息 人的成功需要付出无数艰苦的劳动和聪明才智，此外还要加上机遇。
机遇是什么，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的机遇需要拼命争取也未必得到。
但是在一个人一生中有大量甚至可以说无数唾手可得的“机遇”擦肩而过，这就是信息带来的机遇。
1978年高考，我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考回老家，而且单凭成绩应该没问题。结果却没有达到目的。
第一，重点大学年龄限制为25岁，超龄便没机会——烤得再好，也是狗咬尿脬一场空。
第二，一般院校生源限制在省内，恰好我在外省报名。
第一条没商量，但第二条则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以回原下乡地报考。这是天上掉馅饼结果没落到自己嘴里。
还有两个机会对我没用，却可以改变不少人的命运：
1977年政审实际从严，78年真从宽了。也就是说77年碑审下的，78年就不成问题了。但好多人77年没考上，78年放弃了。
1977年应届毕业和往届不是一条分数线，知青吃亏；转年一样了，头年被分刷下来的，第二年就有不少合格的了。更有甚者，如果是文革前66届高中毕业生，78年即使差点分，也要。实际上这一届学生几乎是敢去考，学校就敢要。
如果知道这些信息，当年500多万录取50多万也就是看着吓人，高中（读“重”）的水平其实并不高。 当年录取分数线240，全国重点340，我的分数370。重点进不去，回家的机会轻而易举地丧失了。
说这些要讲一个道理：苦干是努力，巧干是寻找机会，也就是寻找信息。
巧干里还有一个笨法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也就是尝试尝试再尝试。
三个循序渐进加上三个尝试，成功的道路更为宽广。
生意场上有没本套白狼的成功先例，除了胆大不害臊手法巧妙等因素，掌握信息是最重要的因素。希特勒诺曼底的失败跟信息不灵有太多的干系。 4月6日 巴甫洛夫的一封信巴甫洛夫的这封著名的信一直被视为经典的励志之作，其实这封信讲的是方法，强调的是基本功的重要，和循序渐进的方法。另外，巴甫洛夫并不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谦虚的实质是进步的不二法门，它是一种，甚至是唯一的基本技能。只有谦虚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并学习之。 这封信涉及“技能”的内涵很多，值得反复阅读：
什么是我对于我们祖国献身科学的青年们的希望呢？ 4月2日 书缘3 让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两世为人的感觉。既然死里逃生算得上新生，那就换个活法。
其实换个活法也就是不再读书了。这十年间大约每天都要看点书的，如今不看了，够用啦。
当时我在县里工作，经常有机会下乡当工作队。我本来是在商店里卖鞋的，一下乡科就被称呼位干部了。看似受到重用，其实，下乡的大多是捣蛋鬼。下乡到老乡家吃派饭，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这是个苦差事。下乡是动口不动手的，累不着。吃派饭时老乡们很讲面子，绝大多数会倾其所有，用最好的饭食款待你。当我们能吃到的最好饭食是玉米面贴饼子加小白菜汤。我去的那个地方，农民的主粮是杂交高粱。一天两顿高粱米稀粥，大人孩子只能灌饱不能吃饱。杂交高粱米什么味道？说出来很难令人相信——猪都不吃。辅粮是山芋面，如今街头的烤山芋气味诱人，吃到口中甜甜的，软软的。可把善于晒成干再磨成面，那个难吃就没法提了，甜味全失，可加上盐，却不是纯咸，一股怪味。这个东西农民不好意思拿出来款待客人，所以杂交高粱还是上品。我吃的那顿玉米面饼子还有汤属于极品。
生产队里一般在我们临走前要犒劳一顿，那顿珍品盛宴是大米饭，照例没菜。以粮为纲，村里不种菜。那回吃的小白菜，真不晓得主人是从哪里弄来的。
款待我的主人是个看似傻里傻气的憨厚老农。我俩炕上对坐，三个孩子不上炕，地下一人一碗善于面加野菜。我对这玉米饼子馋涎欲滴，可实在难以张口。6岁的孩子，我给他一个饼子竟然坚决不接，一口一个“叔吃叔吃”。我吃得下么？好在昨天喝的高粱米稀粥，我抢过孩子的山芋面。说实话，刚才的描述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吃那玩意。饿得跟狼似的还能吃出难吃来，你说那玩意多难吃？
饭后闲聊，那位老农竟然说出：干部口才真好，哪个大学毕业的？
哈哈，这傻土老帽竟然知道大学！
老农道：“没上过大学竟然这么有学问，我有篇文章想请教。”
他转身取过三张字纸，说是他写的新千字文。我接过一看，不得了，蝇头小楷写得妙，佩服。不过过去人写笔好字不新鲜。我对书法外行，不能露怯，便对字不置一评，先看看文再说。
批林批孔时间过老千字文，顺便记住几句“宇宙洪荒天地玄黄”。“这玩意可是千字不重啊....."我卖弄了一句。
“开天辟地，有我马列，泽东思想，普照四方。”嘿嘿，这家伙能把当时的套词弄得千字不重，厉害。不过他一个老农，闲工夫多，铁棒磨成针，全是笨功夫。不过见人说好话在我已经形成习惯了：“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
好话倒是好话，本意确实想卖弄一下，更阴险的是要唬住这老农，谁有功夫指教他的千字文呀。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哇呀呀，这句是他说的！
这十来年，还没人跟我一句一对地念古诗呢。我仗着一肚子杂学，卖鞋之前在一所中学横冲直撞过，教过高中语文。哈哈，不对，那政治语文合一，叫政文。当时大学毕业的老师都玩不转这怪胎，只好照本宣科。我以前没书看时，看过老爷子的干部必读，有斯大林后来收入自己全集的《联共党史》（这是后来得知的，这才明白是笨自吹自擂的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等。文革后期还搞到过一些内部读物。有了这些破烂，那政文课上得有声有色。
校长是个爱才的人，可惜他的权力只能给我搞个朝不保夕的代课教师，所以我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卖鞋去了——那是个正式工作，铁饭碗。
至于我的诗词修养，下乡时带了本没头没尾的唐诗三百首。就这些。
偶尔背几句尚可，这个要我指教千字文的老农要是跟我探讨，非出洋相不可。好在伟大领袖的战略战术略通一二，知道扬长避短。跟老农玩洋的，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知青大多会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着急上火，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得甜甜的蜜蜜......
没想到这老家伙知道我这译文是胡编的。最后扯到莎士比亚，他知道商赖体式14行诗不新鲜，新鲜的是给我背了一段。玩死我了。琴棋书画，跟你论画！我家老爷子的杂志上介绍过米勒梵高，一个穷鬼，一个神经病。结果我出了一身冷汗，狼狈逃窜后，一夜没睡。第二天找到村干部打听此人底细。
因为当时农村尽管遣送了不少知识分子，可那家伙绝对老农，怎么看也是没离开农村的土包子。三两年时间不会有那种农民本色。
村干部夸我有眼力，能看出高人来。原来，那是个解放前的艺校毕业生，还不明不白地留学过日本。油画是他的本行，头天晚上我一头栽进人家坑里了。
解放后他回到老家教小学（原因就是那段日本经历说不清楚），50年代拐了个学生跑青海去了，60年代自然灾害期间回乡务农至今。
这是我一辈子遇到唯一可能成为良师的高人，错过了。不过也学了一招：不知深浅切勿下水。这虽是西洋谚语，真体会到他的含义则是在一个叫迷谷的地方——老马识途的典故就出在那里。
迷谷附近有座首阳山，山上有夷齐庙，不食周粟的典故亦出于此。我上过那座山，高不过几十米，连耗子都隐不住。今天才弄明白，那跟北京的世界公园一样，是处缩微景观。呵呵，老祖宗也挺会玩的。真正的首阳山几千里之外呢。
那一天晚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虽然我看了不少书，却一点用也没有，就是用来卖弄，也还差得远。明年就是而立之年，该想点实际问题了。当初的十年之约，无非是想上大学而已。如今看来大学恢复正常还早着呢。大学会复苏的，这我绝对相信。正如日出中的陈白露所言：“明天太阳会升起来的，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的机会没了。
我的朋友对此议论无语，他对知识的信心依旧没变。其实我们的看法实质一样，知识推动世界进步，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总不能改变每个人的命运吧?和我一起卖鞋的同事，学问都没我大，不一样卖鞋么。又过了十年，我才明白，其实是指不一样。知识就是力量是西方观念，我的观念本质是“书中自有什么什么的”的东方实用主义，十年寒窗的最终目的是“货与帝王家”。 都是读书，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境界不一样。 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文人追求实用。 1976年是中国历史彻底逆转的一年，形象地说：光明即将来临，可我竟然在此关口放弃了努力。也就是说认识水平与那个自尽的交际花一样，而且是学她的。老曹禺坑人不浅啊！ 用文革中的流行说法，那叫中毒了。 我是1966年才看到曹禺的剧本，它已经是禁书了。说来中毒也活该——那本书是趁火打劫，跟着砸图书室的红卫兵后面偷的。 如果只偷这一本肯定会倒霉透顶，好在当时还偷了本俄语语法（只有下半部，没上）。 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考还是不考，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考什么？ 虽说荒废了一年，可我毕竟看了十年书。如果考本科，那不是大材小用么？白念了十年书？于是我报考了研究生。可惜，火候不到。我的朋友把原因归咎于一年荒废。我自然要说是运气不好：招五个，我排名第六。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缺乏专业训练，自己瞎念十年，最起码是该念的没念，不该念的念得再多，也没用。 转过年来继续考研？不考了，还是干点有把握的吧。 我高中的许多同学77年高考也大多铩羽而归。转过年来，他们都放弃了。 嗬嗬，俺试一试吧。 运气来了。当是考五门课，四门计分，一门参考。总分240分的录取线。一门俄语我就拿了80多。 运气来了挡不住。我上学时最讨厌数学，估计考不到10分，偏偏从数学课本上胡乱押5道竟然中了3道。闹回50分。政治课上中学很少及格，这次考试本该还是如此，结果窗外的广播喇叭竟然正好广播一道题。邪门，及格了。语文好歹也会得60。整个加起来二百五。 不过这些都是过后才得知的。 事实上我的运气还不只如此，我估计勉强能及格的语文竟然得了86还点5分，作文满分！ 不是水平高，而是那年作文为“缩写”，文章有20个要点，一个2分。 我两道工序：一个是在原文删减，一个是抄剩下的。 我划掉的都是“伟大领袖、英明领袖”这类修饰语。划完了一数，字数够了。齐活。 那些用自己的语言“缩写”的考生倒了大霉了。不是漏掉重点，就是错字病句乱点标点。 20年后，从“解密”的“77、78”高考史中得知：77年依旧政审，只是不太严格，可还卡掉了不少人。分数线两个：应届毕业生要比我们这些老家伙低40分。 这样，许多人就灰心了，第二年放弃了。 第二年，嘿嘿，这第二年么。政审大大放宽，分数线平等，第三条最要命：如果你是66届高中毕业，也就是当初念完高中的——考不够分数线也要！！！ 求则得舍则失，未必。但不求绝对没得。所以后半生信奉一条这样的真理：管它树上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再说。 4月1日 书缘2 文革开始，确如急风暴雨，倒霉事大同小异略过不提。学生都参加运动了，想干嘛干嘛，于是我便开始学外语。每天出门看看门口有没有大字报，这便安下心来，直奔小花园。那里也有许多不参加革命的，大多数人下棋打牌，自得其乐。但每隔些日子。红卫兵就来驱逐一回，烂棋子破扑克仍得遍地都是。经过几次扫荡，棋友们各自为战去了，牌友们则转战到海河边去了。
小花园清静下来，我继续看我的英语句型。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位中年人走到我面前，看到我在学英语就跟我聊了起来。
人的缘分是件很奇怪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一个20岁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爱书人竟然相遇了。
他稀罕我手中的书，所以邀请我去他家看他的藏书。三层的小书架看得我目瞪口呆——我家的藏书只有一纸箱子，而且一多半是杂志。他那藏书简直是阿里巴巴的宝库。
从他家里出来，我腋下夹了两本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梦寐以求的宝贝啊。
从他那里我开始了漫长的乱读书。我当时的想法是闲着也是闲着，他的说法是“知识就是力量”。
我私下里真怀疑过他的脑筋是不是有问题。乱世读书？匪夷所思。
在我们最初交往的十年间他给我提供了不少书，也介绍了几位好看书的人，其中一位是图书馆的。
1968年，高五念完了，我被撵下乡。临行前，他送我几部英语工具书，其中有一部郑易理的英华词典，带汉语索引，很稀罕的版本。那些书是一位教授烧书后的剩品，送他了。
下乡后我家老爷子不知从哪搞来一套英文版的《基督山恩仇录》（基督山伯爵旧译名）。我开始阅读，从一天看一行开始。当时我的俄语水平是一天能看一页。别小瞧这水平，那是学了8年俄语才做到的。那时学外语，连录音机都没有，压根没有听力一说。一个老师一个调。
那个教学水平有一大好处，不管你多落后，一铆劲就能赶上去。现在的学生别怨家长比你们用功，因为我们的经验就是如此。可惜，时代不同了，现在落后，不下死功夫，绝对赶不上了。
我那一天能看懂一页俄语小说在当时的学生中绝对是超水平！
那时的教育水准就这德行。
我那一天看一行英语的水平在下乡后的民办教师竞争中绝对top,他们学6年都不成。
读书人赶上不读书的年代其实挺滋润。
读书不是治学，治学则一定要读书。读书人一定要访益友投高师，否则书也读不好，学也治不了。
文革结束后，举国上下宣扬“自学成才”，仿佛一个人只要苦读，就能读出点什么玩意儿似的。
其实不然，当时的典型如陈景润、华罗庚其实都经过高师雕琢才成大业。至于身残志坚的张海迪，虽自学外语，但出名的不是成才而是那种刻苦。
除非赶上不读书的年代，刻苦才有点实际意义。灵鸟不飞，笨鸟傻鸟就显出高明来了。
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有良师益友。益友开阔你的眼界，良师的意义自然重大，但最重要的是他对你进行的基本功训练——基础的和专业的。
我的缘分只交到几位益友，良师不是未遇到，而是错过了。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指的是每个人都是活教材，无论正面反面教材，都会对你有所启示。
真正的老师绝对是职业教师而非一般“高人”。
我的几位朋友可以在德行上作为我的榜样，但在技术层面，我们只能在低级阶段“切磋”，不能说劳而无功，但成效不大。
如果把读书当作泛泛的修养，各色朋友都大有益处。如果要做学问，任何一位平庸的教师都可谓举足轻重——他们能给你的最重要的就是“基本功训练”，将来你获益于此，却还嘲弄“庸师”。不是你德行有亏，只是见识短浅罢了。
治学的最终结果往往名师出高徒，但一般教师功不可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蜡烛。
蜡烛和园丁是常见的对教师的比喻，但我以为只有高师才可称为园丁。如果任何一位老师都以园丁自居，对小树自以为是地胡修乱剪，那是学生的劫数，教育的灾难。
最恐怖的就是把教师说成“灵魂工程师”，一个以灵魂工程师自居的，只能是魔鬼——只有魔鬼才对人的灵魂感兴趣。人的灵魂只有上帝才有权塑造，无神论者的灵魂属于自己。话又扯远了。
灵魂工程师这一比喻还被用于作家，作家里的魔鬼可比教师里的还厉害。
如果一位老师或作家不以灵魂工程师自居，就是好人。否则不是魔鬼也是它的近亲。
良师必是益友，益友即是良师。良师益友，该如此解。
师生之间的平等体现在互相尊重上。所以尊师爱生的口号是一种误导——分出尊卑来了。这是儒学的致命处。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平等，也是尊重。
尊师尊生，或爱师爱生，都比尊师爱生强。
呵呵，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之所以会如此，但年作文就是这么训练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身在课堂胸怀世界........这类套词套语当年几乎天天练。云山雾罩言不及义是那个时代作文、说话的基本功。
言归正传。因为当年交下几位书友，即使在书荒年代也看了不少。遗憾的是不是挑书读，而是碰上什么读什么。历史哲学教育学，甚至包括汽车驾驶员手册和乡村医生手册。
1976年，我和朋友的读书十年之约已满，看不出读书有何用处。这是对于书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一册册的书不过是些纸钉在一起罢了。我的朋友虽然仍旧坚持他的知识就是力量，但不再滔滔不绝了。他因为患有三叉神经痛，这十年间大多是寻书了，真看的是我。所以，现今口若悬河的是我。什么天文地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均有涉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废纸篓子了:什么都有，什么都是残缺不全。扯淡行，正经事做不来。
知识不成体系，是个屁力量？
76年发生一件大事——我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死里逃生。
多年以后，熟人常诧异我为何如此想得透，我说：你要是鬼门关口转过一遭，自然也会看透。
地震后几年，马路上遇见一位插队朋友，他见了我目瞪口呆，简直白日见鬼一般。“你不是地震砸死了么？”他果真是白日见鬼了。这个谣言是如何传播的，无考。
|
|
|||||||
|
|
